《西方史綱：文明縱橫3000年》，李筠著，嶽麓書社2020年6月出版，定價58元
張弘
西方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種文明觀念。從19世紀開始，西方與東方的糾纏加劇，無論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還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無論“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還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都印證著西方和中國的複雜關係。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一方面遭受著屢戰屢敗的屈辱和挫折，另一方面又在焦慮的心態下“趕英超美”。但迄今為止，人們對於西方的瞭解依然有限。在學術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的當下，能夠精准把握西方文明發展脈絡的人更是寥寥無幾。以此而論，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筠的著作《西方史綱：文明縱橫3000年》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作為得到課程《西方史綱50講》的書稿，本書保持了精要簡潔的特點。按照李筠自身的定位，它屬於一門“見識課”，錘煉讀者對文明的洞察力。此前，李筠在中國政法大學給研究生講了近10年的《西方政治傳統和政治現代化》課程。
但本書仍然是個挑戰：“框架的完整性強迫我把從前積累和思考的問題做一個系統的整理，也儘快彌補自己的短板。現在雖然還算不上面面俱到，但許多重要的問題已經被攻克。”因此，本書事實上融入了李筠自身的思考和貫通。多年的知識積累和政治學研究，加上得到打通學院和大眾的品控要求，使得本書在25萬字的篇幅裡濃縮了大量密集的資訊，真正做到了深入淺出。
本書的特點之一，作者使用了自己的分析工具，即前言中強調的“文明的兩縱三橫”：兩縱是文明與野蠻、古代與現代這兩個大尺度；“三橫”是生存的意志和智慧、權力的生成和流轉、文明的融合與衝突這三條大線索。在這套大邏輯之下，選取50個最關鍵的歷史節點，把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和現代西方怎樣一路走來描繪清楚。
本書的特點之二，自覺不自覺地突出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分野，或迥然不同的特徵。例如，在古希臘部分，書中強調，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產生了獨特文明，有高度的世俗精神、高度的理性主義，人有崇高的地位。而古希臘孕育人文特質的首要原因在於，其外部環境不是特別嚴酷，不需要強大的精神權威塑造社會凝聚力；其次是現實政治，因為城邦林立，相對扁平，多元、包容；第三是理性飛躍，古希臘人向古埃及人學會了量地學、醫學、數學，向古巴比倫人學會了天文學等等，這些更早的理性力量彙聚到古希臘，產生了質的飛躍。
而理性貫穿了西方三千年。李筠對此作了解釋和分析：古希臘文明的特徵是理性——即人有認識事物、查明事實、展開推理的能力。一是用宗教之外的方式思考萬物本源；二是世界依靠客觀規律和法則運行，神也不可改變；三是萬事萬物都符合幾何學性質。
眾所周知，中國先秦也有以惠施、公孫龍等人為代表的名家，但邏輯學卻沒有發展起來，而科學的發展正是基於數學和邏輯學，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學者陳方正認為，“中國人太注重實用和當前的效果，缺乏對科學本身之精深、奧妙的嚮往與追求”。
本書的特點之三，勾勒西方文明發展脈絡主要線索的同時不拘泥於一端，而是綜合了政治、宗教、經濟、地理、軍事等各個方面的因素。
例如，書中提到了地理與商業的聯繫。古希臘屬於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屬於丘陵地貌，糧食無法自足。希臘人於是以葡萄和橄欖種植為主，並加工成葡萄酒和橄欖油，讓農業迅速商業化。
手工業、貨幣、船隊和艦隊讓古希臘發展出繁榮的商業文明。在波斯帝國與希臘三個階段的戰爭中，希臘人借此將自由確認為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論述綜合起來，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後面的古羅馬、中世紀和現代西方部分同樣如此。
本書的特點之四，是對政治權力、宗教權力之間的紛爭做出了精當的敘述。
我認為，中國在先秦時期，因為是封建制，權力較為分散，這有利於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發展。秦代以降的郡縣制，使得君主地位越升越高，臣民地位越降越低，尤其到明清兩代，君主專制達到了頂峰。而西方自基督教誕生之後，教權和皇權之間衝突不斷，加上西方世界的封建制更長，其後產生所謂絕對主義君主制，國王掌握的權力，也遠遠不能和中國古代的皇帝相比。因此，西方國王和臣民之間的距離，遠遠小於中國的皇帝和臣民。在國王、教會、貴族、平民之間，權力漸次轉移。
本書的敘述基本與我的這一看法吻合。書中關於基督教教義和神學體系經由奥古斯丁、阿奎那、加爾文、馬丁·路德等人幾次完善，也解釋了基督教何以成為西方世界重要的精神支撐。基督教在西方至今依然盛行，原因之一是其與時俱進、不斷自我更新。對此，美國學者拉裡·戴蒙德在《民主的精神》中也有論及。
另外，本書有些內容似可豐富。例如，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過渡時期，絕對主義國家紛紛誕生。在歐洲，絕對主義在16世紀至17世紀出現，大型帝國逐漸蛻變為分立的國家。
首先，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自然邊陲”被定為“疆界”，隨著“主權”的觀念出現，國王變成國家主權的代理人和象徵，法律成為全民性的規範，直接界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制裁制度。與此同時，軍事技術的發展為暴力的擴張提供了條件，軍隊內部行政管理手段高度發達，並為控制社會提供可借用的體系。書中提及，此時的國王從教會那裡搶奪了不少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裡。
那麼，在絕對主義時期，歐洲的國王們究竟握有哪些權力？哪些權力是以前沒有而被國王在這一時期搶奪過來的？
以法國大革命為例。此前的“太陽王”路易十四聲稱“朕即國家”，並且用“君權神授”來為王權至上製造理論依據，同時採取了中央集權制。但是，到1789年時法國財政緊張，路易十六要加稅，結果遭到教士階層和貴族階層的反對，由貴族控制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絕對法令登記，並宣稱國王的改革命令是錯誤的、違法的，導致路易十六不得不冒著巨大的風險答應召開三級會議。
由此可見，路易十四儘管從貴族和教會那裡搶奪了一些權力，但是，這樣的“絕對主義”統治，似乎與中國的皇帝所擁有的權力無法相比。例如，萬曆皇帝在位時派出礦監、稅監，大肆搜刮民間財富。1618年9月起，因為遼東戰役所需，萬曆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由此可見，明代的皇帝徵稅，只需皇帝下旨即可。以此對照，歐洲國王的權力似乎遠遠不及。若本書能在此處多敘幾筆，將更有助於讀者的理解。
西方文明進入現代之後的繁榮和強大絕非偶然。本書作者強調，現代化不等於西化，法治、民主、自由等都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