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世界讀書日之際，我們約請中科院院士楊叔子、河北省作協副主席談歌分別就讀書話題撰文。兩位作者一文一理，兩篇文章一側重個人閱讀經歷、一關注社會閱讀現象，相信愛讀書者能夠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談到讀書，我就不能不想到我念高一的母校——江西九江的同文中學。2009年應《光明日報》“母校禮贊”專欄之約，我寫了一篇《讀好書 做好人》稿，5月13日發表。之所以用這個題目，因為這是同文中學的校訓。同文中學誕生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帝國主義大舉侵略我國之時，歷經中華民族百餘年苦難風雨，與民族同患難，與國家共呼吸，正如今天同文中學校園十數株150年以上樹齡的香樟一樣，根固於地，擎天而立，枝繁葉茂，生機勃勃。“讀好書 做好人”的校訓真好，既可以理解為：要讀好的書，要做好的人；也可以理解為：要把書讀好，要把人做好。不論如何理解，都可歸結為：讀書，要有益於身心健康；做人，要有益於國家、民族；讀好書是為了做好人，做好人就要求讀好書。這個校訓把為什麼讀書、如何讀書、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講得簡扼而深刻。笛卡爾講得形象：“讀一本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
1991年，我增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當時稱“學部委員”）。那是1980年後的11年間中國科學院第一次增選，備受社會關注。當時很多記者採訪我，向我提了很多問題。問題之一是：“哪一本書給你印象最深，對你影響最大？”我想了想，就講：“無可奉告！”我真的講不清是哪一本書起了其他書不可比擬的作用。讀書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日積月累的，是潛移默化的，是會從量變到質變的。但在記者一再提問下，我就講了：如果只憑直接的印象來判斷，有兩本，都是解放初期讀的。一本是小說，奧特斯洛夫斯基寫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本是哲學，艾思奇寫的《大眾哲學》。前者給了我巨大的長期的鼓勵，直面人生；後者給了我深刻的初步的啟迪，認識世界。小說中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而已。一個人的生命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整個生命和精力已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作的鬥爭。”在1963年讀到雷鋒同志所講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兩者多麼契合！講法似不同，本質、境界全一致！一直深深影響著我，激勵著我，引導著我。《大眾哲學》講“量變到質變”這一規律用的是西湖雷峰塔為什麼倒塌的實例，指出抽走導致塔倒塌的最後一塊磚時，就導致了質變。當時，我就想到了我國古諺：“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兩本書，使當時解放初期還只十六七歲的我下決心跟著共產黨，對獻身共產主義崇高的事業樹立了堅定的信念。很快，1950年1月我就入了團，1956年2月我就入了黨，無論是百花爭豔的春天、天高氣爽的秋季，還是暑氣逼人的盛夏、天寒地凍的嚴冬，無論是身處順境逆境，我撫心無愧，從未對自己的堅定信念有所動搖。
如果深究我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至少有兩點：首先是中華民族文化、經典著作對我影響深，我從4歲到9歲，就是在學習傳統文化中度過的。特別是《論語》對我自幼深深的薰陶。其實，《論語》中的詞彙、語句、論述、思維等等早已深入了我國人民生活與思想之中，從“啟發”、“反省”到“溫故知新”、“後生可畏”，到“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君子不器”、“和而不同”，如此種種，何能勝數。在思考問題或感情沸起時，幼時所受的這些教育內容就自然會在其中。所以，在我接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工作後，又一次讀了《論語》，後來，至少有10次以上，用《重讀〈論語〉——兼談如何讀書》為題，作了系統的演講，實質上，是彙報我個人讀書，特別是讀《論語》的內心體會。演講中我談了四點體會：一、讀書，就要把握整體地讀，以孔解孔，這就防止理解走偏。例如，“學而時習”這個“習”字，主要是“實踐”的意義，而孔子所講的“學”不僅是指向“書本”學，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實踐”學，在“實踐”中學。二、讀書，要抓住重點地讀。一本書是個整體，但其中會有主有次，應當抓住重點。《論語》的重點有二：一是“仁”，一是“學”。“仁”是孔子希求人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而“學”是達到此一境界的道路。當然，再深入下去，孔子學說的精髓是“中”、“中道”、“中行”、“中庸”，而所有這一切的基礎是誠信。《論語》中的“忠”主要涵義是“誠”。三、讀書，要下學上達地讀。一本書，一篇文，一段話，它的論述往往是針對在當時條件下具體的事情，在形而下的層面上，讀者還應抽象到形而上的層面上去理解。《論語》講治國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天就可理解為：各應在其位，各應謀其政。四、讀書，要聯繫實際地讀。讀書，我不贊成統統要“立竿見影”，社會急需的而自己又能做的當然就儘快盡力去做。日本近代著名的企業風雲人物澀澤榮一（1840-1931），日本人譽之為日“企業之父”、日“金融之王”、日“近代經濟的最高指導者”。他總結辦企業成功經驗的書，題為《〈論語〉加算盤》。《論語》喻義、文化，算盤喻利、經濟，他辦企業成功之本就是將義與利、文化與經濟、士魂與商才緊密結合起來。他講：“有士魂尚需有商才，無商才會招來滅亡之運，舍道德之商才根本不是商才，商才不能背離道德而存在。因此，論道德之《論語》自應成為培養商才之圭臬。”“以《論語》為處世之金科玉律，經常銘之座右而不離。”《論語》對商場尚且如此，對社會其他方面的重要性更可想而知！
我校塗又光先生是馮友蘭先生的高足。馮先生逝世後的遺稿，無論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均由塗先生定稿。塗先生常講：“在基督教世界，每個人都要讀一本書，《聖經》。在伊斯蘭教世界，每個人都要讀一本書，《古蘭經》。我們中國呢？我看至少知識份子至少要讀兩本書，《老子》、《論語》。”後來，我看到任繼愈先生也有類似的講法。正因為如此，我任校長後，硬是擠時間熟讀熟背了《老子》，受益匪淺。讀《老子》，以老解老，我讀出了什麼？講得概括一點，就是“自然、無為”四個字，而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一文或許是對《老子》一個很好的詮釋。當然，這四個字遠不能包括《老子》的全部內容。“自然、無為”，就是實事求是，求真務實，一切應全面而協調地按客觀規律辦事。柳宗元講得很形象、很深刻：“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就成功；而“好煩其令，而卒以禍”，就失敗。
深究我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其次是革命傳統文化、革命經典一直伴著我從十六七歲走到今天將跨入八十歲了。我堅決跟著共產黨、獻身崇高事業的理想就是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大眾哲學》這兩本書開始的。我讀過一本德國小說，叫《第一步》，講的是在反法西斯戰爭年代，德國有一批青年，他們各自經過哪件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對我而言，這個“第一步”，是1949年5月23日在南昌迎接解放，看到解放軍同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情景，這同國民黨的兵特別是傷兵到處橫行霸道、欺辱群眾的情景截然對立，是這個對立的現實；這個“第一步”，之後能夠深入，能夠堅定，能夠持續，就是以上兩本書奠的基。當然，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選集》，從1951年讀第一卷到1960年讀第四卷，到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讀，印象當然深，影響當然大，特別是其中有許多文章、許多論點、許多警句尤為如此。例如“老三篇”：《為人民服務》講的是人生價值或人生意義的取向；《紀念白求恩》講的是責任感；《愚公移山》講的是行為準則。對現在的精神文明建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如果講，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經典著作給我人生奠了基，那麼，革命傳統文化、革命經典不僅在強化著這個基，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給我人生導了向。什麼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是世界先進思想、文化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實際的緊密結合。我讀《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等為什麼感覺那麼親切，就因為它們是中國化的，即中華民族文化化了的、中國實際化了的。
文化，本質上，就是“人”化，就是以“文”化人。人能從動物人變成社會人，從野蠻人進步為文明人，從低級文明人發展為高級文明人，靠的就是文化。人創造了文化，文化也創造了人。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基因。一切的創新都是從文化創新開始的，而一切文化的創新又是從知識創新開始的。文化的載體是知識，知識的載體至今主要仍是書本。高爾基有句話講得很深刻：“熱愛書吧——這是知識的源泉！”莎士比亞講得很生動：“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知識是重要的。西方哲學家有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一名言不十分確切。如從反面講，“沒有知識就沒有力量”，這就確切了。沒有知識這一載體，哪裡還有文化？“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這裡的學習，首先就是學習知識，當然不只是學習知識。知識承載了文化，即不僅承載知識本身，而且承載了文化應有的內涵。鹿善繼在《四書說約》中講得很對：“讀有字的書，卻要識沒字理。”讀以字表達的知識，但是通過知識去理解沒有以字表達的知識所承載的“理”，即文化內涵，首先是思維與方法。知識是文化的載體，而思維是文化的關鍵，方法是文化的根本。沒有思維的知識是僵死的知識，一個高級的書呆子，就像一本大辭典，內容浩瀚，但創造不出任何新的知識。人若如此，他只會照章辦事，紙上談兵，一害他人，二害自己。郭沫若深刻地指出：“人是活的，書是死的。活的人讀死書，可以把書讀活。死書讀活人，可以把人讀死。”關鍵在於有思維，這就是“人為萬物之靈”之本質。有了思維，知識才活了，能夠發展，能夠創新，能夠超越自己。文化之所以成為人類社會的基因，就在於文化的精神──它不斷追求文化本身更深刻、更普適、更永恆，或者講，更加求真、務善、完美、創新。因此，讀書需要對已有的文化理解、領悟，進一步反思、懷疑、批判，而後發展。不論是同客觀世界、物質世界、康得所講的他敬畏與驚贊之一的“頭上的星空”這個世界緊密相連的科學文化，還是同主觀世界、精神世界、康得所講的他所敬畏與驚贊之一的“心中的道德法則”這個世界緊密相連的人文文化，它們的精神層面是一致的。不過前者側重于求真務實，後者側重於求善務愛而已，兩者最終追求的都是完美、創新。教師教書，我們讀書，就是要通過授（受）業，即傳授（接受）知識，在這一基礎上，去解惑，即啟迪思維，瞭解方法，從而在前兩者的基礎上，去傳道，即昇華精神。但是，授（受）業、解惑、傳道這三者又不可分割，彼此滲透，相互支持，形成一體。應該說，授（受）業是基礎，解惑是關鍵，傳道是根本。正因為解惑是關鍵，所以朱熹在《朱子語類·讀書法》中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讀者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裡方是長進”。
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它們所緊密相連的世界不同，從而它們的功能不同，形態互異：科學文化是“立世之基”、“文明之源”，不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必然失敗，不能立於世；按客觀規律辦事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推動文明進步。人文文化是“為人之本”、“文明之基”，違背人類社會道德法則，必遭社會唾棄，人不成為“人”，文明會成為野蠻。《周易·賁卦·彖辭》講得對：“文明以止，人文也。”正因科學文化緊密同客觀實際、客觀規律相連，要求真，所以在形態上，知識主要是一元的。思維主要是嚴密邏輯的，方法主要是系統實證的，精神主要是求真務實的。科學文化可以說是一個知識體系，要符合客觀實際、客觀規律。而人文文化大不儘然，它緊密同精神世界、最終關懷相聯，不僅是一個知識體系，還是一個價值體系，從而它的知識不一定是一元的，往往是多元的。思維不一定是邏輯的，往往是直覺、頓悟、形象的，方法不一定是實證的，往往是體驗的，精神主要是求善務愛的。正因為兩者的形態不同，就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例如，科學文化的思維與方法極為嚴謹，保證了它的正確性，而人文文化的思維與方法極為開放，不拘一格，保證了它的原創性。過於嚴謹，就會呆板，失去原創性。過於不拘一格，就會狂妄，失去理性。所以，在上世紀40年代清華大學梁思成教授鑒於文理分科過重，就明確指出，這只能培養“半個人”。我國有見識者一再提出，我國教育規劃綱要也已明確提出，要“文理交融”。歷史已證明，不僅在高等教育中，學“文”的應學點“理”，學“理”的應學點“文”，而且還應反對在中學教育中文理分科、偏科。中學這種文理分科“因材施教”是個幌子，主要是為了“應考”，更何況這種分科十分有害于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培育這一根本大計。培根講得很細：“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凡有所學，皆成性格。”這段話的後八個字講得多深刻。所以，即使在高等教育中，學文科的也應該讀些理科的書，學理科的應該讀些文科的書。還要提到一點，在當前急功近利、浮而不實，乃至學術誠信缺乏的社會氣氛中，有些學文的未必真有人文功底，未必真的瞭解人文精神，有些學理的未必真有科學功底，未必真的瞭解科學精神。
漢代劉向有句話：“書猶藥也，善讀可以醫愚。”善讀，固然要博覽，更要有重點。善讀，力求“開券有益”。叔本華講得對：“我們讀書之前應謹記‘不要濫讀’的原則。……不如用寶貴的時間專讀偉人已有定評的名著，只有這些書才是開券有益的。”善讀，名著要反復讀。蘇軾講得深刻：“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當今的時代，是開放的時代，是多元文化激蕩的時代，是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是知識數量爆增的時代，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迅速崛起的時代。面對風雲瞬息萬變的時代，需要學習，需要讀書，需要讀好書，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