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 魯世林
回望人類歷史上的5次科學中心轉移現象，探究其背後隱而不顯的支撐要素的變遷軌跡，有望為未來科技體制改革提供新的視角。對此，我們可以把歷史上關於“科學起飛”的問題聚焦於所依託的獨特載體上，畢竟任何科技知識的產出都需要適宜的外部環境和具有獨特功能的特定載體，二者缺一不可。
科技載體的演變
16世紀支撐義大利科學起飛的載體是商業革命。如英國科技史家彼得·沃森所言，義大利的地形不利於發展農業，卻有利於商業、航海業、貿易和工業的發展。在一系列複雜因素推動下，政治結構和地理結構促進了城鎮的發展，到1300年，義大利已有23座城鎮人口達2萬或更多。中世紀停滯期後，伴隨著古典文化的復興和視覺藝術的輝煌成就，義大利在計時、數學、閱讀、音樂和藝術上取得了重要突破，還發現了透視法。
有學者研究了中世紀最博學的15位學者的職業，發現其中有14位建築師、13位畫家、10位雕刻家、6位工程師和6位作家。事實上，這一切主要是商業需求帶來的結果。商業的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的繁榮，更帶來了科技的騰飛。想想達·芬奇的多才多藝，不難明白正是商業的高度發展造就了這批百科全書式的人才。
17世紀支撐英國科學起飛的載體是無形學院或學會。17世紀40年代形成的無形學院在1660年正式升格為英國皇家學會，這個團體最初並沒有定下任何規定，目的只是集合大家一起研究實驗並交流討論各自的發現。學會組織的出現，實現了科技活動的有組織運行，極大地促進了知識的生產與交流活動，這就是典型的組織創新。
18世紀支撐法國科學起飛的載體是國立科研機構。伴隨啟蒙運動的興起，由國家出資、建制化運行的各類國立科研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1635年成立的皇家藥用植物園（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前身）、1666年成立的巴黎科學院等機構在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和生物學等領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正是這類新機構承載了法國科學起飛的使命。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徵是國家實質性地投入資金來發展科學。
19世紀支撐德國科學起飛的載體是工業實驗室。在教育改革的加持下，大量人才成功跨越理論與實踐的鴻溝，多項關鍵技術如發電機、內燃機等率先在德國誕生。其中，工業實驗室成為支撐科技起飛的最好載體。
1826年，化學家李比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公共性質的大學化學實驗室——吉森大學化學實驗室，開創了教學與研究結合的新模式。這個實驗室成為開展系統性科學研究的核心機構，並培養了大批人才，使德國在有機化學等領域領先世界。德國的工業實驗室實現了高水準科研創新與產業化，不僅實現了資源集聚以及人才激勵的最大化，而且創造了一批享譽世界的產品。
20世紀支撐美國科學起飛的載體是研究生院與國家實驗室。美國科學在上世紀初的快速崛起得益於4個因素。
首先，大量培養人才。一方面，大量派出學生海外留學。截至20世紀初，僅在德國大學就讀的美國學生就有約1萬人，若再算上前往歐洲其他國家留學的，人數非常龐大。另一方面，改革國內教育體制。19世紀60年代，美國大學開始爭相仿效德意志教育體系，這一體系培養出多位偉大人物。被譽為“現代大學之父”的查理斯·艾略特於1869年被任命為哈佛大學校長，在他1909年卸任時，哈佛大學招生人數是當年的4倍，教員人數是當年的10倍。最為關鍵的是，他開拓了研究生教育，這一研究生院體系也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標誌性名片。
其次，實用主義文化觀念的確立。19世紀70年代以降，哲學家皮爾士、詹姆斯、杜威等代表人物推動了實用主義哲學興起，這種新文化逐漸成為美國20世紀40年代以前的主流文化。誠如義大利人帕皮尼所言，與其說實用主義是一種哲學，不如說它是一種無須哲學的做事方式。在筆者看來，實用主義更像美國文化在清教之後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並鑄就了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美國的“黃金時代”。
再次，基於技術發明的工業革命。彼得·沃森曾指出，美國內戰之後的1870年前後，美國培養出了有史以來乃至整個世界範圍內都最具獨創性的一代發明家。1870年至1918年這半個世紀的美國可與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比肩。1866至1896年，美國每年頒發的專利數量翻了一番以上，這是美國科技在20世紀初騰飛的重要基礎之一。
最後，國家實驗室的創立。美國革新科技體制，開創了國家實驗室這一新型科研組織，通過賦予其長期且具體的國家使命，美國在科技創新方面始終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高科技公司是下一代載體
回顧400年來近代科技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隱藏在其背後的是科技載體的不斷更迭與創新。那麼，是否有可能出現某些國家或地區繞過其中的某些環節而實現科技騰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那是不可能的。從16世紀到20世紀，支撐科學起飛的載體日趨複雜化，這其中蘊含了基礎支撐條件的累積與反覆運算，而且要求日益提高，但絕不是資源的簡單堆積，否則很多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的科學早就起飛了，這種狀況並未出現已是明證。
中國歷經40多年的改革開放，逐漸把載體的短板與欠帳補齊了，作為載體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已經初具規模和實力，也到了該起飛的時候。那麼，支撐科學起飛的下一代載體是什麼？
經過漫長的歷史探尋之後，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在大科學時代，支撐科技騰飛的載體是高科技公司。高科技公司之所以能擔當這一使命，原因有三。首先，高科技公司擁有豐富的頂級人才。如2022年Google Scholar的資料顯示，穀歌公司有1611名被引次數達到2000次及以上的科學家。2023年發佈的Gemini技術報告中作者多達837人，更值得一提的是穀歌2024、2025年連續兩年共收穫3項諾貝爾獎、湧現5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他高科技公司也呈現出同樣人才集聚的特點。
其次，高科技公司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如穀歌公司2023年研發投入達454億美元，其中15%用於基礎研究；2024年華為研發投入為1797億元人民幣，占全年銷售收入的20.8%。大科學時代需要的科研投入都是巨大的，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是無法支撐當代前沿科技研發的。就拿當前“火熱”的人工智慧大模型來說，每次訓練費用動輒幾百萬甚至上億美元，更遑論前期的硬體投入，那更是天文數字。如此巨大的投入，只有大公司才能做到。
最後，作為一種獨特的組織形式，優秀的高科技公司具有良好的科研生態與激勵機制。高科技公司所具有的獨特文化是歷經多年科研實踐積累而成的，與科技活動的內在機制高度匹配。另外，公司的目標導向也能實現人才智力的聚焦與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並且公司所設置的激勵機制的強度與及時性對於個體獲得認可而言是任何其他組織形式所不具備的。
因此，有理由推斷支撐中國下一代科技騰飛最重要的載體很可能是高科技公司。為此，我們必須為高科技公司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