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運華
城市精神對於一個城市來說，最根本的落腳點是在城市的物質存在方式上。城市廣場作為現代社會所必需的公共空間，承擔著溝通人際、協調不同階層之間的社會關係的重要職能，被稱為城市設計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現代城市文化的重要體現手段。然而，城市廣場並非一開始就具有上述溝通和協調性質的公共空間，而是一個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這個漸進的歷史分為幾個階段：宗教性質、政治性質、商業性質、文化性質。
20世紀下半期以來，西方世界級城市的廣場，表現出對政治功能、商業功能的超越趨勢，成為城市文化包容性的重要象徵。北京正處在邁向世界城市的特殊階段，如何在城市廣場的設計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呢？
城市廣場的歷史演進
從西方城市建築歷史看，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城市廣場，其性質有一個從宗教性向世俗性過渡的過程，比較起來，羅馬帝國時代的城市廣場體現了宗教性與世俗性的結合特點。這個特點與這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特點相一致。
拿破崙帝國之後，歐洲建築設計逐漸淡化了宗教性質，強化了市民趣味和公眾性價值追求。20世紀後興起的現代城市建築設計，則明顯表現為商業性和公共性的協調。
至於中國城市建築中的廣場設計，由於戰火迭起，宗教崇拜時代的城鎮廣場早已難窺全貌，以咸陽、長安城為代表的早期王城，其廣場基本上屬於宮廷內廣場；封建專制發展到頂峰時期的唐（長安城）宋（汴梁城）時期，西方意義上的城市廣場仍然沒有典型代表。所有廣場基本上屬於王宮。但是，也有兩個例外：一是各地府衙門前廣場，二是規模比較大的宗教祭祀場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城市廣場的宗教性和公共性質。不過，這種公共性質並非市民社會的公共性。
關於北京城的廣場，侯仁之先生在《天安門廣場：從宮廷廣場到人民廣場的演變和改造》一文裡，作了詳細的梳理。天安門廣場的改造，表現出從封建宮廷廣場向人民廣場的轉變。人民大會堂、英雄紀念碑、歷史博物館的興建，大大地突出了廣場的民主內容，而改革開放後，紫禁城向公眾開放，進一步強化了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性內涵。改造後的天安門廣場，以天安門、歷史博物館、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前門和東西長安街為主體，在五四運動和開國大典的歷史話語下，實際上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史詩。天安門廣場是討論北京城廣場文化的一個必然起點，也是唯一的起點。它也為北京城廣場文化定下了基調。
北京城市廣場文化發展的脈絡
西方建築理論家保羅·朱克把廣場區分為五種原型：封閉的廣場，其空間是獨立的；支配性廣場，其空間是朝向主要建築的；中心廣場，其空間是圍繞一個中心形成的；組群廣場，其空間單元聯合構成更大的構圖；還有無定型的廣場，其空間是不受限制的。在西方廣場建築的案例裡，基本上沒有越出他所歸納的五種廣場形式。北京城乃至中國各城市的廣場，也在這五種形式之內。
毫無疑問，侯仁之先生在描述天安門廣場從宮廷廣場過渡到人民廣場的歷史時，他是飽含著政治熱情的。用朱克的觀點看，天安門廣場屬於典型的支配型廣場，即天安門城樓作為主體建築賦予了廣場一種濃厚的政治含義，它是最高權力、核心、唯一和不可複製的，因此，人們把它視為中國和中國政治的象徵。天安門廣場是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文化廣場。
和世界其他文化中心城市一樣，北京城的市政建設（包括廣場）的設計理念，也隨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甚至最先表現社會政治發展變化的端倪。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思想成為主導，城市廣場的設計理念也迅速從唯政治化向經濟建設、向市場經濟、向商品經濟方向轉移，出現了許多新型的廣場，例如北京奧北龍德廣場、七星摩根廣場、中關村科技廣場、首都時代廣場等大型廣場。
假如說，宮廷廣場表現的是政治權力、宗教信仰的一體化，那麼，新型的商業廣場則體現了完全對立的另一種一體化傾向——一種人性完全滿足的樂土境界。
假如說，前一種廣場體現的是君權神授、高貴血緣世襲的暗示，那麼，後者則毫不遮掩地宣稱：財富就是權力，金錢就是成功。
成功的廣場總是喚起人們內心的理智和情感的回應，而過度膨脹的商業理念主導著廣場的建設，它喚醒的卻是不可遏制的欲望。對經濟成功就意味著一切的錯誤體悟，對GDP指數的盲目崇拜，商品經濟的邏輯深入滲透到北京城市新廣場的設計理念中。它們在劇烈衝擊唯政治性的廣場文化的同時，也對北京城市文化提出了另外一個課題——當商業性質的廣場文化精神極度膨脹之後，我們的精神、心靈、靈魂在何處能夠棲息？整個北京城市的廣場文化生態是否缺少了點什麼？畢竟，人不能總是處於欲望和亢奮之中。我們的城市精神和城市記憶是否都寄託在一個個龐大而自負的商業廣場之上呢？顯然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