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i Salanti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曾經是“百分之百致力於研究瘧疾”。之後，他所在的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免疫學和微生物學系的團隊做出了一項發現：瘧疾蛋白VAR2CSA結合了一種改性的碳水化合物，它在癌變細胞而非正常細胞中含量豐富。轉向去研究作為腫瘤靶向蛋白的VAR2CSA，將會改變他的職業生涯，Salanti對此權衡了它將帶來的挑戰以及回報，並最終認為，“這是需要去做探索的”。目前，Salanti團隊的三分之一成員研究瘧疾，三分之二成員研究癌症，這項研究部分由歐洲研究委員會（ERC）提供了大約200萬歐元的支援。
傳統觀點認為，獲得研究經費需要論文的發表、推薦以及圈內的關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建議科學家們可以先利用研發資助，逐步進入新的領域。但Salanti是懷揣著宏圖大志投身於癌症研究的。儘管他表示寫作過程是“令人焦慮的”，他專注於自己已具備的可轉移的技能和知識，而不是他所缺乏經驗的方面。他表示：“我對自己在腫瘤學研究上的局限性有清晰的瞭解，但我也說明了自己可以做出哪些貢獻”。“我所有研究的動力都是來自于具有成本效益的治療或可以廣泛應用的預防性藥物上面，因此，我可以將瘧疾研究經驗帶入癌症研究中”，Salanti提出的新穎的研究路徑成為他一個優勢。“ERC需要的是新洞見”，他說，“他們將為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提供資金”。
Salanti 的機構支持他的舉動，因為這能夠吸引來學生、科學家和資金，儘管添加新的研究計畫需要做出調整。Salanti 對接受研討會和會議邀請變得更加有選擇性。他招收了癌症專案的學生，但確保他們能夠跟隨腫瘤學的共同導師。儘管是由資深科學家負責監督瘧疾和癌症專案，但實驗室是作為一個整體來運作的。這種安排有助於研究方法以及受NIH與ERC資助課題涉及到的專業知識的跨學科分享。“這並不總是容易的”，他表示，“但總的來說，它推進了我們的研究工作”。
大多數科學家不會遇到VAR2CSA這一類的發現來吸引他們進入到新的學科。但許多人可能會產生更新或重新定向他們研究的迫切需求。以下是對於在職業初期、中期和晚期的職業科學家，有意對研究重點作出改變的建議。
不需要改變人生的結果
Dan Burgard將其科研工作行駛到一個新的方向，並沒有造成職業方向也被改變的結果。這位元普及桑大學的化學教授一開始只是想學習一些不同的東西。Burgard通過尋找科學家可以幫助解答的社區問題來尋找課題。這一做法將他從該地區汽車、公車和輪船排放物的研究上面拉出來，進入到對該地區廁所釋放出的藥物的總體測量上面。
Burgard的廢水分析研究開始于一次跟學生的談話，那些學生正在研究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藥物，比如Adderall和Ritalin，試圖提高測試性能。他剛剛閱讀了關於測試廢水中可卡因的方法，以此來衡量地區使用情況，並由此誕生了一個研究項目。
從之前的在取樣空氣中分析無機化學物質轉變為分析污水中的有機化合物，並從中提取ADHD藥物，Burgard刷新了他積累多年的研究方法，參加了不同領域的會議，並去到一家新的資助機構體系中上下游走。然而，就像 Salanti 一樣，Burgard發現他新找到的工作與以前所做的事情是有關係的。“我仍然在做環境與分析化學，”他說，“但現在它與色譜法相分離，而是做質譜分析——我在研究生院學習過，但從來沒有使用過。我還在用光譜測定法對實驗物進行量化測定，但目前是用於藥物流行病學研究的”。
Burgard表示，因為是在一所大學裡工作，他的主要職責是教書，這正是他轉向新課題研究的優勢所在。主要由基金支援的科學家們可能不得不需要在轉變科研方向過程中，更仔細地規劃他們的財務問題。Burgard表明：“我不需要獲得資金來啟動這個項目。我只是需要和當地的汙水處理廠商談取樣問題，然後去找在華盛頓大學做與質譜儀相關工作的朋友就好了”。
隨著在研究中問題的不斷出現，Burgard聯繫了其他合作者。他與自己所在大學的心理學系一起合作，進行學生藥物使用情況的調查, 以補充化學分析資料。調查結果和校園污水樣本顯示，與課程第一周相比，AHDH藥物在測試期間的使用率更高一些。
Burgard說，改變研究方向的好處之一是，事實上，他為學生拓寬了方法和研究機會，並擴大了校內合作以及與其他大學的合作，這被納入其晉升與任期審查範圍中。憑藉他的額外專業知識，他有能力將華盛頓州2012年娛樂用大麻合法化政策衍變成一次科研機會。他現在獲得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撥款，利用廢水分析來研究零售大麻舉措對社區使用大麻情況的影響。向一個不熟悉的機構提交提案本身就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但Burgard卻表示：“如果你有一個足夠好的研究問題，它會讓你想沿著這條路繼續前進。”然而，他並不覺得自己在朝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前進。“我從未想到新工作是件大事”，他說，“這只是下一步”。
這是正常的
位於紐約特洛伊市的倫塞拉爾理工學院的電腦科學教授Boleslaw Szymanski的研究顯示，許多科學家像Burgard一樣，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會對自己的研究重點作一些改變，至少是稍微改變一下。Szymanski的研究小組利用來自美國物理學會期刊的資料，追蹤從1976年到2009年期間14000多名科學家的工作。結果顯示，大多數研究人員傾向于留在他們的研究領域裡，即便不這樣做的那些科學家，也是在沿著相關路徑推進自己的研究。在描述他們的發現時，Szymanski和他的同事們用了一個從以撒·牛頓對他自己研究工作的思考中得到的一個類比：他們把科學事業描述為在海灘散步，撿起一個新奇的貝殼（在這個案例中是指一個研究主題），然後又撿起另一個。
這些發現支援了Szymanski的研究小組對期刊資料以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在電腦科學領域的資助進行的類似分析。在這一領域，科學家傾向于大約每10年轉移一次研究重點。有些人則將“一生一次”的職業轉變發展為持續地在不同領域中作出改變。Szymanski說，隨著技術的進步，這個領域本身也在變化，所以即使是一直在同一領域工作中的研究人員，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至少改變一下研究方法。
Szymanski自己的事業就是研究興趣不斷發展變化的例證。從高性能計算，他轉向了生物、社會和其他網路研究。他說，自己的研究工作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擁有牢固的合作關係。“與其他學科的優秀合作者一起工作，會讓你具有立體視角”，他說，“這樣的話，對待同樣的問題，你就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如此一來，你會擁有一個完整的視角”。
Szymanski的工作取得的一個特別令人鼓舞的結果是，從出版物的角度來看，在改變研究重點前後，科學家會保持同樣的創造力。然而，當研究人員轉到新的方向時，部門應該有耐心。Szymanski的分析顯示，出版物會井噴式出現，隨後會出現停頓，而這很可能是獲得資金和積累資料所必需的。“在某種程度上，”Szymanski表明，“我們的資訊對科學家來說是鼓舞人心的：你可以改變自己的研究重點，也能夠取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