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海濤  胡溪  
上海交通大學 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如今，人工智慧（AI）被廣泛應用於各行各業，正在重新定義著當前的勞動與工作，從製造業的自動化流水線到AI驅動的法律諮詢、醫療診斷，甚至藝術創作，即使是像學術研究這樣人類曾經引以為傲的智力領域也已成為人工智慧的高滲透區。傳統的工作形式正在被智慧型機器大規模替代，給就業形勢和職業發展帶來了顛覆性變化。這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產生了結構性挑戰。對此，有人認為這將使人類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有可能會迎來一個富足而閒暇的烏托邦式生活；另一些人則擔憂失業潮和社會撕裂將不可避免。然而，這兩種看法都忽略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當勞動被技術徹底解構，人類將面臨雙重張力：一方面，生物性需求由自動機器滿足後，不勞而食可能消解勞動倫理的正當性；另一方面，若缺乏工作作為仲介，個體如何通過持久性創造物實現自我物件化？更嚴峻的將是公共領域的行動在演算法繭房中被稀釋後，人的主體性會面臨淪為技術座架之附庸的危險。針對這些現象，通過對AI時代工作形態的分析，闡釋AI對人類工作的重構。 
一、AI對工作形態的解構
人為何要從事工作，不從事工作就能滿足生存需要是否是更好的生命狀態呢？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其著作《人的境況》中將人類的活動分為三種形式：第一種是勞動。它是滿足生物性需求的活動，如基本的衣食住行，由於其受必然性支配，表現為重複性、無持久成果。第二類為工作。它是能夠創造持久物件的活動，如建築、藝術品等。此類活動有著明確的目的，受理性和功利目的支配，創造物可以具有一定持久性，但從事其中的個人卻很容易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第三種是行動。它表現為在公共領域中的自發言行，如政治辯論、革命、藝術表演；在他者的見證中，找到並定義個人的獨特性。反過來，如果作為勞動動物的人的唯一目標是維持生命過程，那麼當機器接管這一功能時，他將無事可做，因為他從未學會如何真正地“生活”。在技術和生產力不發達的時代，工作沒有進行精細化分工，從事任何工作都有具體產品產出，因而能獲得一定的自我實現感。但隨著技術的進步與產業分工的精細化，工作和勞動本身不再與直接生產相關，工作只與金錢相關，成為機械的上班，勞動和工作的意義被擠佔或消解，個人也與世界的距離愈來愈遠。隨著各種智慧設備的普及，在抖音、小紅書等平臺編織的演算法資訊繭房中，公共領域的自發言行被解構為資料流程中的漣漪，導致公共空間被AI技術迅速佔據，這就遮蔽了被阿倫特視為人性最高表現的行動所需的他者性。
總的來看，人的工作具有四個層次：第一類是基礎層，比如工業和農業的生產製造等，在這些方面，智慧體和機器人已替代流水線的重複性勞動，農業無人機、智慧作業等也將對人力的需求降到了最低。第二類為服務層，如餐飲、物流等，聊天機器人、自助點餐系統已大規模應用，各種類型的無人駕駛物流車和無人機配送也頂替了大量人的工作。第三類是知識層，比如科研、教育、創意等作為生產、傳播知識的高層次工作也開始依賴人工智慧，利用生成式人工智慧分析文獻、編寫代碼等已是常態。最後是管理層，決策在大資料的輔助下極大地減輕了管理的工作強度，其準確的資料分析也降低了決策層的壓力。但是，勞動和工作被AI代替，並不意味著工作內容會自動轉向塑造自我的行動。在缺少公共生活、自我認知也被資訊繭房包裹的現代世界，自我塑造註定是艱難的。為了維持生產消費的再迴圈，人們必須通過更多工作來分配生產所得。因此，AI對工作形態解構的可能後果便是，人們繼續沉淪感官世界或是陷入消費主義陷阱，無止境地追求物質滿足；甚至淪為他人附庸或工具，工作所提供的薪水則成了空虛中快樂的來源。

二、工作被解構後的無意義感
工作本身是消費迴圈的重要環節，並且工作具有穩定社會的重要政治功能，所以，人工智慧時代更有另一種可能性，即出現大量毫無意義的工作。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其著作《毫無意義的工作》中探討了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現象：許多工作崗位毫無意義，甚至員工自己也認為其工作對世界沒有實際貢獻，但這些職位卻依然存在並不斷膨脹。格雷伯介紹了五種無意義工作：（1）隨從型。為彰顯他人地位而存在，如禮儀接待，基本無實事可做。（2）打手型。帶有欺騙性或攻擊性，如某些電話銷售、遊說者。（3）補丁型。解決本可避免的問題，如程式師修復糟糕代碼。（4）表格填寫者。製造檔以證明組織在做事，如冗長的報告。（5）任務分配者。分配無意義的工作，如中層管理者製造會議。人類天生需要通過勞動實現價值，需要在自由行動中綻放自我，而無意義工作剝奪了勞動的意義感，也通過佔據人的時間使其失去了行動的能力。
自動化技術和人工智慧本應解放人的勞動時間，使人去做自我實現的事情，但現實中卻往往相反。首先，當某些崗位被自動化取代後，社會反而會創造新的冗餘崗位來維持就業率，例如行政流程複雜化和無意義的“監督崗”，此為AI的替代性陷阱。其次是管理層面的膨脹，技術越高效，官僚系統越傾向於用表格、會議、合規審查來證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導致“補丁型”工作激增。最後，虛假繁忙型工作和表演性工作也開始激增，在AI完成任務後，人們為了體現自我價值，開始“潤色”使其符合個人風格，或是修改使其迎合管理層偏好等。其本身只是一種形式主義，最終帶來的結果是技術越進步無效勞動越多。當然，工作倫理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一個沒有工作的人會被認為沒有責任心和擔當，並且不學無術，唯有工作與勞動才有意義，而在工作中“摸魚”、工作過程中放鬆則不會被人責備。但是大量工作在技術工具加持下，可以輕鬆而快捷地完成，AI摧毀了工作倫理的重要根基，人不再依靠辛勤勞動而活，工作成為一種形式，成了表演的一部分。也可以說，AI時代下的工作本無意義，它只是維持生命的手段，而非人的本質；人類真正需要擔憂的本就不是失去工作，而是個體生命的意義無法彰顯。 
三、從工作中重構生活世界
無意義工作在一些層面看起來仍有存在意義，它是以購買人的時間的方式而存在，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準後，只需一部分人進行物質生產就可以供應全部人生存需要的結果。受制於工作倫理，人們普遍認為不勞而獲是可恥的，事實上如果未來社會個體都陷入一種不勞而獲的狀態的話，那麼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會遠離幸福。但如果把人花費時間和精力做的任何事都視作一種勞動，那麼就不存在無意義的人和無意義的工作。因此，無意義工作如果能通過有效合理的分配讓每一份工作分配給適宜的人，那麼其存在就是合理且有必要的。即使看起來毫無意義，但每一份工作都需要有人花費時間和精力去完成。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這依然需要借助AI的能力對工作和人進行有效對接。
相比之下，想讓現代人重新回到阿倫特設想中的人們有序參與的政治生活世界則變得更為困難。在大資料的精准推送下，每個人都困於自己獨特的資訊繭房中，無法擁有真正的自我行動，也沒有公共生活的空間。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個體總是有限的，在AI的支援下我們更容易找到自我發展的邊界，人們依然能夠在自我與技術共同搭建的小的公共空間中自由發展。合理地享受當下技術帶來的便利，並借助其開放性説明我們融入到需要我們的某個集體或小的公共空間中去，這也是一種對自我的認知和確認；比如飯圈、搭子文化等。借助豐富的資料和精准推送的能力，擺脫消費主義陷阱，尋求自我真正的興趣愛好。恰當利用AI技術是個人在這一時代最為正確的擺脫焦慮、過好人生的方法。對於社會而言，個人層面的有序最終將推動整個社會進行重新結構化編排。AI和數位技術對於社會來講本就利好，使得社會對於個人的引導更加細緻和完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個體私人空間更加獨立。人們都生活在一個個網格空間之中，在精准管理的情況下，其合理的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就變得至關重要。通過AI的力量，既可以更好地規制個體，也可以更高效地解放個人，關鍵是界定和使用好這些技術，使技術向善並服務於人。
（作者簡介：柳海濤，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胡溪，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審核：李俠，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